关于牛的风俗与传说

青山常在

家牛是从原牛（“原始牛”的简称，即家牛的祖先）驯化来的。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证实，大约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原牛已被先民驯化。距今6000年左右，被驯化的黄牛与水牛已经广泛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先民的生活中了。 正史中关于养牛的记述早见于周代。据《周礼》记述，周代设“牛人”一职，专门负责照料国家的牛：“掌养国之公牛。”为了供养这些牛，国家还专门划拨出田地，称“牛田”。在犁耕出现之前，人们养牛主要还是用于交通、祭祀、肉食和殉葬。 耕犁来源于耒耜（耒是耒耜的上端部分，耜是下端的起土部分），犁耕起源于耦耕。所谓耦耕，是一人手扶、脚踏耒耜入土，一人牵引于前的耕作方式。文献记述和考古发现证实，大约在西周晚期出现铁犁，人们开始用牛拉犁耕田。清人段玉裁说：“盖其始人耕者谓之耕，牛耕者谓之犁。”按段玉裁所说，正因为出现了牛耕，也才有了汉字的“犁”字。

自从有了犁耕，牛就一直是传统农耕的主要畜力。西汉出现了直辕犁，到南北朝时，牛耕和犁耕已播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唐代后期又发明了曲辕犁，因其首先在苏州等地应用，又称为“江东犁”。这种犁因辕弯曲，有别于直辕犁，得名曲辕犁。曲辕犁结构完备，轻便省力，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耕犁；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其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牛乃农耕之本，历代王朝多有禁止杀牛的政令。先秦时有“诸侯无故不杀牛”的记述。汉律中有“不得屠杀少齿”的规定。唐律规定，私宰、盗窃牛马者处一年半徒刑；如果既盗又宰，二罪并罚，则处两年半徒刑。宋代承继了唐代的律令，同样禁止私宰耕牛。元代规定，私宰牛马者治罪，老死病死的牛马杀后只可自食，不可卖肉，告发他人私宰者有赏。保护耕牛的政令一直执行于明、清两朝。

除了用于耕作，牛还用于运输、交通、杵舂等方面。古人爱牛、惜牛，并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医牛经验。明人喻本元、喻本亨兄弟所著《元亨疗马集》(清代称《牛马经》)中有医牛专章，印成后流布全国，并传至日本、朝鲜、越南以及欧美等地，在传统兽医界影响很大。清人傅述风的《养耕集》是一部医牛专书，全书集作者数十年诊疗经验，针药兼施，相得益彰，是另一部重要的医牛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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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文化中，斗牛士是勇敢的象征，牛市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中，牛更多是踏实、负重、担当、无怨的形象，所谓“俯首甘为孺子牛”。

汉字中有不少和农耕、驯养相关的字都属“牛”，如“牵”“牧”“物”“犁”等等。传说中中华文明始祖之一神农氏的形象就是“人身牛首”。大禹治水，每治好一处就铸铁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我们的先祖对牛有一种特殊的依赖。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与铁犁相结合是一次重要的技术革命，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基础。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风俗通义》）。当时秦国规定，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者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受罚。《礼记·王制》也记载，“诸侯无故不杀牛”。
在风吹日晒的自然环境中，食青草糠麸而终生劳作，帮助人类生存与发展，牛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作《牛赋》，对牛的描写是“抵触隆曦（注：冒着烈日酷暑），日耕百亩”，对牛的评价是“牛虽有功，于己何益”，赞许低头耕耘、不求回报的牛的品质。
鲁迅说，“我好像是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更充分体现了牛的精神。

在广袤的商业世界，有像猴子一样善于捕捉机会的高手，有像老鼠一样善于钻营的套利者，也有像牛一样专注、但问耕耘的长期主义者。
历史证明，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式的企业家能够走得更远，对社会也有更大的贡献。

中国民族工业奠基人之一张謇（1853～1926年），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无意做官”“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从大生纱厂开始，办了几十家企业和大量公益事业。他说：“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是大生成功之不二法门。”
由于肩负了太多社会责任，负重前行，张謇自己也检讨说，“以一人之觉察、之知识、之财力，而谋百二十余万众教育之母……而曾不知止，何其不自量也”。但在重重压力下，明知“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他却矢志不渝，耕耘到死。他倾尽一生之力把南通建设成当时中国的“模范城”，离开时却空空荡荡，墓穴中只有五样东西：礼帽一顶，眼镜一付，折扇一柄，还有两个小盒子，分别装着他的胎发和乳牙。
离南通不远的无锡，是中国近代工商业的重要发源地。荣宗敬（1873～1938年）、荣德生（1875～1952年）在这里开创了棉纱和面粉的民族工业。荣德生在73岁说：“回想45年前，筚路蓝缕，创业伊始，由小做大，以至今日，自思亦甚可笑。有此成就，殊出意外，深愧既非实学，又无财力，事业但凭诚心，稳步前进，虽屡遭困厄艰难，均想尽方法应付，终告化险为夷。”他将自己的创业经验概括为“勤”“俭”二字，他喜欢说“勤劳耐苦”，1919年还亲自给无锡公益工商中学题写了“和平耐劳”的校训。
范旭东（1883～1945年）是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他曾手订四大信条作为办企业的宗旨：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的光荣。范旭东满怀实业救国志向，在中国化学工业史上创造了四个“第一”，第一个精盐厂、第一个制碱厂、第一个硫酸铵厂和第一个民办化学工业研究社。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酣，中国碱的进口量大减，碱价上涨7至8倍，以碱为原料的玻璃厂、造纸厂、纺织厂、染料厂纷纷停产。
范旭东说：“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干成制碱的大事。”从1917年在天津发起筹办“永利制碱公司”，顽强奋斗7年，才终于过关，1924年制成第一批合格产品“红三角”牌纯碱。但范旭东并未止步，而是对身边的人说：“我国有了纯碱、烧碱，还只能说有了一只脚；要等有了硫酸、硝酸，才算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才可以阔步前进了。”
无论是张謇所说的“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荣德生所说的“勤劳耐苦”，范旭东所说的“粉身碎骨也要干成大事”，和默默负重前行的牛的精神都一脉相承。
从近年来中国一批生产性、创新型的制造业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牛气冲天”也可看出，“中国经济转型使得坚守实业不仅是一种情怀和责任，更有着巨大的发展机会和创造价值的空间”（TCL董事长李东生语）。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大格局下，那些坚持生产性创新的企业家们将获得积极鼓励，创新的蓝筹公司的股票将走出长牛行情，而那些投机套利型的企业将越来越难行。
牛是耐力的象征。真正的好公司是时间的朋友。在工信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最近几年公布的“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单中，浙江省入围的企业（产品）总量居全国第一。这些企业的突出特征是聚焦主业，创新驱动，其开办历史平均在22年以上，可谓二十年磨一剑。
没有韧性，是建立不起核心竞争能力的。

牛年，属于每一个踏实的人，要强的人。用蒙牛的一句口号，每一个天生要强的中国人都属牛。
已故著名作家路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创作了三卷巨著《平凡的世界》，书中的很多话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只有白享的福，没有白受的苦。人可以亏人，土地不可以亏人”“有耕种才有收获；即使没有收获，也不为此而终生遗憾”。

路遥的墓碑上也刻着这句话——“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无数中国人——一个护士、一个外卖小哥、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一个医生、一个码农——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奋斗的写照。
“英雄城永不倒武汉属牛”“时代拓荒牛深圳属牛”“鲜衣怒马再千年西安属牛”“爬坡越坎勇挑重担重庆属牛”“爱拼才会赢福州属牛”“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长沙属牛”……，每一座奋进中的中国城市，都属牛。
2021年，愿每个中国人都吉祥快乐，踏实要强，都了不起！
牛年中国牛，是因为每个中国人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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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也出现在古人的精神世界里。在先民创造的十二生肖中，牛排于鼠后，位列第二。之所以排于鼠后，古人讲“天开于子，地辟于丑”：天地之初，浑沌未开，老鼠咬破天庭，太阳初现，阴阳分开，老鼠有“开天”之功，厥功至伟，因此被列于生肖之首。“天开”之后，世间一片蛮荒，牛垦荒、“辟地”有功，因此，在十二生肖中居于鼠后。

牛的形象也出现在先民的神话中。据古文献记载，华夏人文初祖炎帝是“人身牛首”，其他诸如伏羲氏、女娲氏、夏后氏也都有“牛首虎鼻”的记述，另一神话人物——蚩尤则是“人身牛蹄”。神话中的这些异人异物的出现，或与原始人类的图腾信仰有关，或与早期先民把自然力人格化有关。

古人信奉牛的灵异，牛也因此出现在古代的订盟仪式上。先秦诸侯订盟时，要先割牛耳取血，后将牛耳置于珠盘，由主盟者执盘，主盟者和与盟者相继歃血盟誓，“执牛耳”由此借指盟主。古人以牛耳、牛血盟誓，应该与古人对牛的信仰有关。

在传统信仰中，牛又是镇水神兽。民间传说大禹治水时，每治一处，即铸一铁牛沉入水底，以魇镇水患。据说今河南三门峡市陕州区城北的黄河铁牛即为大禹所铸。

在道教文化中，牛常常成为仙道人物的坐骑，比如青牛是道家创始人老子的坐骑。在佛教信仰中，牛是十分高贵的动物。佛典中称如来为“牛王”，以“人中牛王”来称誉佛陀德行深广，就如同大力的牛王。

在传统的风水术中，牛形地是风水宝地。世界文化遗产——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的宏村，就是一座典型的“牛形村”。从高处看，整个村落宛若一头斜卧山前溪边的青牛：以耸峙高昂的雷岗山为“牛头”，以青翠苍郁的古树为“牛角”，以鳞次栉比的民居为“牛身”，以碧波荡漾的月沼、南湖为“牛胃”和“牛肚”，以穿堂绕屋的水圳为“牛肠”，以村边的4座古桥为“牛脚”。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不仅完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风水理念，更为村民生产、生活用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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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影像也出现在民间习俗中。

立春时节，古人有鞭春的习俗。所谓鞭春，也称“打春”“挞春”，即鞭打土牛。这是立春节的一项重要活动，一般于立春当天在官署内举行。按《礼记·月令》记述，季冬之月，“出土牛，以送寒气”。按古人的理解，牛属土，土能克水，故以“出土牛”兆示送走寒气。到了汉代，本是季冬之月的“出土牛”被移植到立春节上。唐代始有鞭打土牛的活动。北宋仁宗曾颁布《土牛经》，对土牛的颜色，赶牛人的衣服、所处位置，牛缰索的材质、颜色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此后，鞭打土牛的习俗便一脉相承了下来。

土牛被鞭打之后，人们争抢土牛身上的碎片，以抢得牛头上的泥片为最吉利，谓之“抢春”。在江苏南京，人们“争趋取土书壁为吉”；在福建漳浦，“人家争取牛土投豕牢，祝豕肥大如牛”。在江浙一带，又有向土牛抛麻、麦、米、豆的习俗，以为击中牛身者为“得岁”。

农历十月初一，民间有所谓“牛生日”。在璧山县（今重庆璧山区）：“十月朔日，蒸糯米捣糍糕饭牛，并粘牛角，令其临水照，见则牛喜其酬力。演傀儡，以饷牛王，酬力也。”西南地区的仡佬族称这一天为“牛王节”或“敬牛王菩萨”“祭牛王”。这一天，养牛的人家都要歇工，把牛圈收拾干净，用最好的饲料喂牛；用糯米打两个糍粑，分别挂在牛的两角上，再把牛牵到水边，让它在水中照见自己的影子；然后取下糍粑，给牛吃掉，称此举是为牛祝寿。

苗族人视牛为圣物，有“牛发人发，牛衰人衰”的谚语，牛的形象广泛出现在苗族民众的生活中。苗族民居的门棚上、神龛上常供奉牛角；苗族姑娘头上戴着牛角形银冠；过节时的糯米糍粑，祭过祖先后要先喂食耕牛。

广西壮族村寨有斗牛迎春的习俗。斗牛之前，各个村寨挑选上等的公牛，由行家精心饲养调教。比赛当天，寨老牵牛入场，继而两只公牛捉对厮杀。比赛胜利的村庄会摆宴庆功，并奖励驯牛手。除了斗牛迎春，在广西又有唱戏迎春的。“牛娘剧”又称“牛戏”“地戏”，是由舞春牛娱神活动发展而来的地方戏曲，主要流行于广西东南部地区。每逢春节前后，当地民众自发演出牛娘剧，以祈求年景丰稔、六畜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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